近日，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在中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透露，2009年環保部共接報陜西鳳翔等12起重金屬、類金屬污染事件。這些事件致使4035人血鉛超標、182人鎘超標，引發32起群體性事件。周生賢承諾，官方將全面排查重金屬污染物排放企業及其周邊區域的環境隱患，確定重點防控區域、行業、企業和高風險人群，集中解決一批突出問題;積極開展土壤污染修復試點，綜合治理重金屬超標土地。2010年，中國將集中力量綜合整治重金屬污染問題。

　　美國毅博科技咨詢有限公司（Exponent）擁有43年的災難和產品安全事件調查經驗，他們參與了包括美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失事調查，“9·11”恐怖襲擊后世貿大樓現場調查，卡特里娜颶風災后的新奧爾良恢復重建，從家用電器、日常消費品到汽車等產品的重大召回等事件。他們在重金屬污染方面的調查經驗或將有助于中國整治相關問題。為此，《科學時報》記者采訪了該公司的相關專家。

　　“多方參與”是解決環境污染的最好辦法

　　Michael R. Garry博士是美國毅博公司研究毒理學和機械生物學的經理毒理學家。他告訴記者，對人類健康造成危害的重金屬污染主要有兩類，一是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漸進或突發的健康危害，二是與固定職業有關的重金屬污染危害。重金屬對環境造成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是采礦、冶煉、焊接、電鍍、礦石粉碎等，通過水體、空氣排放造成污染。

　　作為美國毅博公司環境科學業務部主任、首席科學家，在Walter J. Shields博士的職業生涯中，印象深刻的一起重金屬調查事件，是美國某冶煉廠的鋅冶煉爐關閉后依然對當地居民存在著健康威脅。盡管鋅冶煉爐關閉后，沒有繼續向環境中直接排放重金屬，但當地政府仍然很擔心周圍土壤和粉塵中的重金屬（鉛、鎘、砷）含量超標。

　　由于美國的法律強制要求工廠必須對周邊造成污染的環境進行凈化處理，即便工廠關閉也仍然負有相應的責任。于是，美國毅博公司作為第三方專業機構被邀請參與調查。Shields博士參與了當年這項工作，他向記者介紹了當時的調查情況。

　　“我們從當地居民住宅附近開始，在距離冶煉廠一定范圍內收集土壤表層樣本并進行分析。對于那些位于表層土壤重金屬含量超標區域的房屋，我們還收集了這些房屋室內粉塵的樣品。然后，根據重金屬（鉛）含量的分析結果進行風險分析，以決定附近土壤是否要進行凈化處理。風險分析給出的結論是：任何重金屬含量超過900ppm的庭院表層土壤都要被移除并填埋，然后在原處重新覆蓋新鮮土壤，表層種植草皮。”

　　在鋅冶煉爐調查事件的實際操作過程中，對于必須進行凈化的最低污染物含量的認定、是否有必要進行凈化處理等問題產生了一些爭議。“工業界會遵照法律要求操作，但是從經濟角度考慮，他們也不傾向于作過多投入。”Shields說。如果工廠有異議，他們需要向管理部門提交基于科學調查分析的申辯材料。如果管理部門認為工業界的申辯在科學上是站不住腳的，就會勒令他們啟動環境清理程序。在美國，出于維護良好公眾形象的考慮，工業界都愿意在環保方面有好的表現。另外，如果它們在環境保護方面表現不好，顧客可能不會繼續購買它們的產品;持股人也會選擇不繼續持有它們的股票。Shields認為，美國公眾強烈的環保意識也是促使工業界重視環境問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Shields強調，當地居民參與了處理的各個步驟，工業界參與了土壤清理，相關調查機構和管理部門也參與整個事件。“整個過程的關鍵在于要讓相關各方參與到整個過程的規劃、執行以及后續的調查和清理程序中去。”Shields認為，這是處理問題最好的辦法，因為各方都會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在調查中扮演適當的角色。無論是在企業被要求依此方式開展環境調查、評估和治理的歷史較長的美國，還是在其他國家，第三方專業調查機構都需要跟當地政府、監管機構保持合作，尋求當地高校的幫助以獲得必要的實驗、技術方面的支持，同時還要跟當地民眾保持良好的溝通和有效的交流。“要讓各方覺得自己在整個事件中都有發言權，積極配合，這是很重要、很有效的手段。”Shields強調。

　　強勢的法案需要客觀的科學依據

　　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美國在金屬冶煉污染防范的立法進展是很緩慢的。Shields認為，隨著上世紀70年代美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環境法案，以及強制使用無鉛汽油，環境管理部門逐漸強大，有充足的經費來執行相關法規。工業界也開始采用避免空氣污染的設備，經濟上難以承受采用新設備的工廠不得不關閉，由此，美國的環境污染程度才從整體上開始好轉。

　　美國于上世紀80年代通過的《超級基金法》（Superfund Law）規定：產生或轉移、擁有廢物的個人或公司應承擔清理有害廢物場的責任，換言之，即使有害廢物產生于30年前或更久遠，仍應為之負責。Shields認為，這也是促使美國的環境污染程度得以迅速改善的法律保障。政府可以通過該法律對污染者征收重稅，籌集經費對一些已經難以界定責任人的多年前的環境污染進行治理，例如造成污染的工廠已經不存在。另外，根據該法律，任何公司即便僅僅使用某設備一年，50年之后，如果該公司是唯一存在的同類公司，該公司也要承擔清理此設備造成污染的100%的責任。“這是一部很強勢的法律，確保了很多污染場所被順利清理，也由此產生了很多環境保護方面的專業人士。”Shields說。

　　由于環境污染問題持續時間往往很長，很多污染事件的主體后來消失了。因此，盡管美國現在的環境污染事故減少了，但Shields認為，相關的污染糾紛還會存在。例如，他曾參與的一項調查，其事件主體一家冶煉廠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關閉了，但附近的土壤存在著砷污染問題。由于工廠關閉、相關人員撤離，附近居民沒有獲得補償，而污染程度并沒有嚴重到需要監管機構展開調查。不過，在美國，居民仍有權就此提起民事訴訟，聘用律師就污染事件起訴原來開辦工廠的公司。在這種情況下，毅博公司參與進行了一系列科學調查，論證造成污染的責任人，以及污染程度是否足以對周圍居民的健康產生影響，為民事訴訟提供了第三方客觀的科學證據。

　　除了在美國的業務，毅博公司還將他們的經驗帶到了海外相關領域的事故調查中。Shields曾在東南亞參與調查當地一起山區礦井造成的重金屬污染事件。污染源通過水體和空氣對周圍產生污染。其中部分污染物可能因此累積到附近養殖場的動物體內，并且通過食物鏈的形式進入人體造成危害。這種重金屬污染形式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然而，在發展中國家，經濟因素比環境因素更受到重視。Shields了解到，例如非洲國家的很多地方居民飽受金屬冶煉廠排放造成的鉛污染帶來的嚴重危害。

　　“我們聽說了中國2009年發生的金屬冶煉廠污染事件。”Shields認為，可以通過安裝排放凈化除塵設備的方法來對排放氣體中的微小粒子加以控制，但是由此產生的設備本身的費用以及設備操作維護的人力成本可能對企業來說是個顧慮。如果從美國的經驗來考慮，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進冶煉爐的空氣污染防控設備。他相信，毅博公司對復雜問題提供支持的專業經驗，在中國將會發揮作用。他們已經擁有一些與中國同事開展工作的經歷，隨著中國企業、社會的發展，他們希望能夠在相關領域開展重要的合作。